1949年5月20日，西安解放。五天后，市人民政府成立，方仲如出任第一副市长。市长贾拓夫的主要工作在西北局，市政府的事实际上由他主持。1950年4月，他正式接任市长，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将近七年。 方仲如是陕西咸阳人，1901年生。他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24年入团，1926年转为党员。受李大钊派遣，他到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。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学习，回国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机要通讯工作。1930年在上海被捕，在狱中关了六年，遭受酷刑但没有暴露身份。出狱后到延安，在中央党校任教员、研究室主任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任第一野战军后勤部政委，随彭德怀的部队打回了西安。 一个坐过六年国民党监狱的人，回到家乡当市长，他太清楚“安顿”两个字的分量。 那时候西安刚解放没几天。胡宗南的部队撤走了，可土匪特务还在城里打冷枪。敌机时不时飞来轰炸，城里经常拉防空警报。投机商囤积粮食等着发国难财，老百姓买一袋面要背一麻袋钞票。方仲如组织市、区政权建设，同土匪特务进行斗争，动员工商界开工生产、开门营业，动员教育界开学上课，并大规模进行救济活动，安定人心。 他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让这座城市先“活”过来。当时西安的工厂大多停工，商店关门，街道冷清。方仲如把工商界人士一个一个请来谈话，讲政策、讲前景，动员他们恢复生产、开门营业。有些老板怕变天，不敢动。他就带着人一家一家跑，把道理讲透。到1949年底，西安大部分商铺恢复了营业，工厂陆续开工。 粮食是最大的问题。西安解放时，国营粮食库存几乎为零，市场粮价一天涨几次。方仲如要求国营商业掌握主要物资，从周边解放区调粮进城，同时打击囤积居奇的投机商。他推动建立了国营粮食公司，逐步掌握了粮食市场的主导权。到1950年上半年，西安的粮价基本稳住了。老百姓买得起粮了，人心就安定了。 他住在机关，起得最早、睡得最晚，每天工作至少十几个小时。有工作人员回忆，方市长办公室的灯，每天都是市委大院最后一个熄的。 秩序稳住了，他开始琢磨这座城市往哪走。 方仲如兼任西安市城市规划与工业建设委员会主任。他邀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，一起制定了西安市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。从城市规模、旧城改造、道路格局，到文物保护、公园绿地，再到工业区和文教区的布局，每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具体方案的实施，他都参与其中。 当时西安旧城破烂不堪，城墙多处坍塌，道路狭窄泥泞。规划团队提出要保护古城格局，同时往外拓展新的工业区和文教区。方仲如同意了这套思路。后来的西安，东郊建成了纺织城，西郊建成了电工城，南郊建成了文教区，这些布局都是在那一轮规划里定下来的。城墙的保护也从这个时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。 一个从延安走出来的干部，对城市规划的认真程度，跟他在中央党校当教员时研究问题是一个路子。他要求规划人员把每一条道路的走向、每一片区域的用途都论证清楚，不能拍脑袋决定。 规划定了，还得有项目往上落。方仲如主持制定了西安市第一个五年计划，争取国家给西安地区安排重点建设项目二十多个。西安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，“一五”期间安排了十七个重点建设项目，市委带领全市人民完成基本建设工程五百多个，累计完成投资十四亿多元，城市基础设施初具规模。“一五”期间在航空工业、兵器工业、电子工业、纺织工业等方面布局的厂子和学校，根子是他在市长任上开始扎的。 他跑北京、跑西北局，一个一个项目去争取。当时国家计委的同志说，方市长来要项目，拿着规划图，一条一条讲西安的条件，讲得头头是道。一个从延安走出来的后勤干部，对工业项目的立项、选址、建设条件，讲得比很多搞工业的人还清楚。 他对老百姓过日子的事盯得很紧。西安刚解放那几年，物价波动大，投机商趁机囤积居奇。方仲如在稳定物价、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他要求国营商业掌握主要物资，平抑市场，同时对困难市民进行救济。这些事在文件上不显眼，可对一个刚经历过战乱的城市来说，老百姓能不能买得起粮、吃得上饭，就是最大的政治。 他还特别重视教育。西安解放时，很多学校停课，教师流失。方仲如组织教育界人士座谈，动员复课。他推动教育系统恢复教学秩序，保证教师的基本生活待遇。后来西安能成为全国高等教育重镇，跟那几年教育秩序的迅速恢复有关系。 1953年，方仲如担任西安市委第二书记，协助第一书记赵伯平工作。1955年，在中共西安市第二届委员会上，他当选为西安市委第一书记，成为市委一把手。他在西安市委书记的岗位上，继续推动城市规划和工业建设，直到1957年调任陕西省委工作。 1957年，他升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、省委常务书记，后来担任陕西省政协主席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受到迫害，被迫下放劳动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。1983年6月，他在北京病逝，享年八十二岁。 西安人后来提起方仲如，说的是他在西安解放初期带着人一家一家动员商铺开门营业；说的是他请来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