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年前，当我第一次站在滇西的天空下，踩着泥泞去寻找那些散落在荒山野岭中的老兵坟墓时，我以为我所要面对的抗战，全都是泥土的味道。 在那些年月里，我见过了太多陆军老兵。 他们大多有着粗糙如树皮的手掌，额头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，双眼混浊。 在那个贫穷而苦难的年代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，一辈子都没机会走出过自己的村庄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。 他们穿上粗麻布军衣，扛起老旧的汉阳造，凭着一股最原始的血性和本能，被推上了杀场的死角。 直到很久以后，当我偶然翻开尘封的档案，看到另一群年轻人的照片时，我的心被猛地撞了一下。 那是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人。 照片里的他们，穿着笔挺的飞行服，扣着精致的铜扣，胸前别着徽章，嘴角挂着自信甚至有些骄傲的微笑。 他们的眼神是亮的，那种光芒，你在旧时代底层百姓的眼里绝不可能看到——那是受过良好教育、对世界有着清晰认知、对未来怀有无限憧憬的光芒。 如果翻开当年笕桥航校的名册，你会发现那简直是一份旧中国精英阶层的汇编。 他们中有高官显贵之后，有远隔重洋归国的华侨独子，有清华、燕京、上海交大的学生，有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。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，清华大学的学生，牺牲了；南洋巨商的爱子，放弃了优渥的生活，毅然回国参战，牺牲了；还有那些家境优裕、本可以在租界的庇护下安稳度过一生的名门之后，一个个走进了笕桥。 在那个近九成国民皆为文盲的旧中国，他们是绝对的精英，是金字塔最顶端的明珠。 如果战争没有爆发，他们本可以凭借优渥的家境和出色的才学，在明亮的书房里读文论理，或者继承家业成为商界巨子、政坛新星、科学家、建筑师。 他们拥有这个国家最令人羡慕的人生轨迹。 但在民族危亡最深沉的关头，这群最聪明的年轻人，却做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最“不智”的选择——他们放弃了所有的退路，走进了笕桥，登上了战机。 在陆军和海军里，战争或许还包含着漫长的拉锯、被动的裹挟，甚至是命运无情的抽签。但在抗战期间的空军身上，受教育程度高所带来的最大不同，不是技术上的快速掌握，而是一种极其自觉的爱国心。 他们不是因为生活所迫去当兵，也不是为了讨一口饭吃走上战场。 他们太聪明了，聪明到太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；他们受过高等教育，太清楚中日两国在工业实力、战机性能上的巨大差距。 当时的中国，连一辆汽车都造不出来，所有的战机全靠进口，型号杂乱、零件匮乏，甚至很多时候，他们要开着陈旧的木质双翼飞机，去迎战日本最先进的金属单翼战机。 那不是一场公平的决斗，那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赴死。 在笕桥航校的门口，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校训：“我们的身体、飞机和弹药，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。” 这样近乎决绝的语言，绝不是写在纸上的宣传口号，而是这群知识青年写给自己的遗书。 他们受过最良好的理性教育，掌握着最先进的现代科技，却在面对侵略者时，选择了一种最不理性的、近乎神圣的殉道方式。 他们太清楚牺牲的概率了。但他们依然系紧了安全带，合上了座舱盖，推大了油门，向着万里蓝天滑跑而去。 这种自觉，是用最高的智慧，做出了最纯粹的抉择。 在那些年的寻访中，我见过太多悲欢离合，但空军史料里有一个极其残酷却又极其普遍的现象，常常让我深夜读来，心痛得无法呼吸。 在陆军的战斗中，一个部队或许能打光，但士兵的牺牲往往是零散的、延续的。而在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里，你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惊心动魄、让人眼眶发酸的记录：“同年入校，同年毕业，同年牺牲。” 这十二个字，轻得像一片羽毛，重得却像一座山。 那是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啊。在笕桥的训练场上，他们是一起摸爬滚打的同班同学；在西湖边的茶室里，他们是一起讨论着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徐志摩诗句的知己；在深夜的宿舍里，他们是互相打趣着远方姑娘、分享着家书的兄弟。 他们一起宣誓入校，一起在教官的严厉叱咤下练习飞行，一起在毕业典礼上接过那枚象征着鹰击长空的徽章。 他们曾在蓝天白云间翱翔，以为未来的世界就像眼前的天空一样辽阔。 然后，他们一起飞向了战场，又在一个极短的时间段里，整期整期地消失在蓝天深处。 天空太残酷了。在动辄每小时几百公里的空中绞杀中，没有掩体可躲，没有壕沟可蹲，没有退路，甚至很少有重伤卧床的机会。 一旦战机被空中击中，要么化作一团烈火，要么直坠大地，粉身碎骨。 那一期期的航校学员，往往在几个月、甚至几次空战之后，整期整期名字的旁边，都被划上了黑框。 牺牲时，他们大都只有二十来岁。 高志航牺牲时，30岁；刘粹刚牺牲时，24岁；阎海文在跳伞落入敌阵后，拔出手枪击毙数名敌军，留下一句“中国无投降空军”，随后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，牺牲时，只有22岁；沈崇诲在战机故障无法返回时，选择驾驶着满载炸弹的飞机直接撞向日军旗舰，牺牲时，只有26岁；林恒在成都空战中战死，牺牲时，只有25岁…… 二十岁，在今天，不过是一个刚进大学校园、还在为选修课和恋爱发愁的年纪。但在那个时代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