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夏天，一个穿猩红官袍、嗓音尖细的宦官出现在古装剧《长安的荔枝》里。 他叫鱼承恩，阴柔又狠辣，每一个眼神都叫人不寒而栗。 弹幕炸了——"这人是谁？""演得真好！"没人想到，这个男人在中国影视圈沉浮了整整二十年，被一个标签压了十年，挣了十年才挣出来。 1978年11月5日，上海，芦芳生出生了。 父亲是四川人，母亲是上海人，家里管得严。 母亲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，这种期待后来变成压力，又在某个时刻变成了动力。 他在大连读完小学，然后跟着父亲走了。 父亲去日本九州国际大学当交换教授，举家迁居，芦芳生就这样在十多岁的年纪被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。 语言是第一道墙。 刚去日本，他一句话都说不利索，跟同学交流、听老师上课，全靠硬撑和猜。 这道墙他花了将近三年才翻过去。 三年，不是一个小数字，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，那是每天都在煎熬的三年。 但翻过去之后，他跑起来了。 高一期中考试，他在384个人里考了第382名，倒数第三。 这个成绩放在哪都是笑话，但芦芳生没崩。 他开始死磕，一科一科地啃，一年之后，他杀进了全校前十。 后来甚至有日本同学专门来找他请教学习方法——那个曾经倒数的"中国小孩"，成了别人的榜样。 大学，他考进了千叶大学经济管理系，全日本排名前二十的国立大学，而且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。 按这个剧本走下去，他应该顺顺当当毕业、找份好工作、在日本安稳过日子。 他也确实这么做了——毕业后进公司，做白领，西装革履，朝九晚五。 但他感到无聊。 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无聊，是一眼望到头的那种死寂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了周星驰的《喜剧之王》。 一部电影，彻底把他点着了。 他想当演员。 父母当然反对。 放弃稳定工作去演戏，在父母眼里这就是"不务正业"，而且他已经在日本待了那么多年，回中国、进电影学院，这条路听起来更像是一句玩笑。 但芦芳生铁了心，来回拉锯了很久，父母最终松口，让他回去试试。 2001年，他回国了。 先进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，在那里遇到了同班同学黄渤。 半年后通过考试，正式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。 他29岁进校，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之一。 但他进来了。 北电毕业，很多人以为最难的已经过去了。 但对芦芳生来说，真正的折磨，才刚开始。 他开始跑组。 递资料、等消息、被晒在走廊里、等副导演出来看一眼再走。 最疯狂的时候，他一个月跑了超过50个剧组。 50个。 平均下来每天将近两个，可能连吃饭时间都是在路上扒几口凑合。 但跑组的结果是什么？日薪两百元。 不是月薪，是日薪。 有时候连这两百块都拿不到。 他记得有个副导演，当着他的面，把他的简历扔进了垃圾桶。 没有任何解释，没有任何缓冲，直接扔进去。 那一刻芦芳生什么感受，他后来没有细说。 但那个画面，估计很难忘掉。 快三十岁了，他一年最多接一部戏。 收入好的年份有将近十万，差的年份只有一两万。 在北京租房、吃饭、来回打车跑组，一两万根本不够用。 他靠父母补贴生活费。 一个在日本读完名校大学、本可以过体面生活的男人，三十岁了，还得伸手跟父母要钱。 他坦言那段时间"甚至会抑郁到经常在想我还活着干啥这个问题"。 这句话不是在卖惨，是真实的状态描述。 班里很多同学已经改行了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这条路太窄，能通过的人太少。 一直反对他走演艺路的父亲，这时候反而开口鼓励他。 建议他"边演边考个研究生，大不了回学校当老师"——给他留了一条退路，但同时也是在说：坚持。 芦芳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。 他没走，继续耗着。 转机出现在2010年。 那一年，他参演谍战剧《雪豹》，饰演军统特工孙鑫璞。 这个角色没有让他大红，但让圈子里的人记住了他的脸。 紧接着，导演徐纪周找上门来。 徐纪周要拍《永不磨灭的番号》，里面有个日军师团长，叫山下奉武。 他认定这个角色"就是为芦芳生量身定制的"。 理由很简单——芦芳生在日本待了十多年，日语流利，气质上也有那种日系男生特有的内敛和克制。 把这个角色给他，说服力天然就在那里。 芦芳生接了。 2011年，《永不磨灭的番号》播出。 山下奉武这个角色，他演出了层次——开始的冷静睿智，后来的狠毒癫狂，不是平铺直叙地坏，而是有一个慢慢滑落的弧线。 观众被他演得信了，信到很多人以为他就是个真正的日本演员来中国拍戏的。 这部剧让他拿下了大剧盛典最佳男配角奖。 但代价也随之而来。 他后来说，演山下奉武"非常不容易"，代入感太深，每次演完情绪激烈的戏，很长时间出不了戏。 芦芳生与雷佳音的缘分，始于2019年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。 这部剧里，雷佳音饰演主角张小敬，芦芳生则饰演耿直冲动的靖安司小吏姚汝能。 戏里，两人配合默契，把角色间的张力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一个演员能把自己陷进去，某种程度上是好事——但陷进去的这个角色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军官。 他从戏里带出来的东西，开始慢慢压着他。